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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向股东追索债务的法律实务简析

时间:2020-02-27 04:05

高新法院出现6起涉及劳资纠纷的执行案件,牵扯出一起复杂的疑似“A、B公司逃债”案。几名因工受伤或死亡的工人,出事前分别在成都蚂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物流公司)或成都蚂蚁永兴保洁公司工作,但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的,却分别是成都肆零伍零劳务公司(后变更为捌零玖零劳务公司,以下简称捌零玖零公司)、四川柏领人力资源公司。

一、背景

2013至2014年,在“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的政策目标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迎来一轮深层改革,原有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变更为认缴登记制,且注册资本登记的实质性限制如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和期限等基本得以取消,仅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传统上,经登记的实缴注册资本既是判断公司信用的初步标尺,也被作为公司清偿能力的兜底参考——尽管经常失真。而在资本登记新规的时代,注册资本的前述功能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现行法律规范下可资利用的变通救济途径——当公司(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恶化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第三人进行追索——实用价值得以凸显。

财经频道,前述追索规则主要源于《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和若干司法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三)》(以下分别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三”)。依据其法理和事实基础,大致可分为四类:1.基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1],2.基于资产信用的催收权、追偿权,具体涉及股东瑕疵出资、抽逃出资行为[2],及公司解散时的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规定[3]等,3.基于清算义务人或清算组成员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清算义务[4],4.基于中介机构履行义务瑕疵[5]。

以上几类规则中,法人人格否认在理论和实务领域均备受重视。本文拟结合法人人格否认司法适用的历史和现实,对应用该规则的条件、方法、效果等进行归纳、综述,供实践参考。

前段时间,沪上知名餐饮连锁品牌千秋膳房十多家门店全部关闭,老板卷款跑路等信息在网上持续发酵,经确认,千秋膳房已经拖欠200余名员工数月的工资。暖心的是,1月29日,经过长宁区法院、区人社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区总工会多部门联合出击,这200多名劳动者赶在春节前领到了垫付的欠薪。此时,距离欠薪案件立案还不到60天。

6名工人出事后,都出现“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是因为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务公司没有财产,完全空壳。总额超过100万的案款,无人埋单。有工人要求蚂蚁物流公司赔偿,却因没有和蚂蚁物流公司签合同而索赔无果。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及法律渊源

公司的法人人格独立及股东的有限责任,系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构建和实践很大程度上促成现代公司制度发展、定型,随之而来的商业投资勃兴,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度基础之一。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美国法律学者巴特勒就此评价:“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6]。

但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自创设之始,也伴随着公司股东违背诚信的滥用。借该规则掩护,侵占或转移公司财产、逃废公司债务等逃避或转嫁投资风险、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不一而足。作为对冲的“揭开公司面纱”和“法人人格否认”规则,通过司法实践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确立[7]。

一般认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是“为阻止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8]。

1993年公司法颁布施行时没有涉及法人人格否认,但我国法律界对该制度的认知和实践也并未迟延太久。2003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下称“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虽然该文件后来并未生效,但其内容集中反映了司法系统对公司法领域诸多重要问题的探索,其中第六部分标题即为“关于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足以反映当时基于公司债务对股东进行责任追溯的实例已经不少。2005年公司法修订,首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成文法立法实例,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公司法的创举和该次修法的重要亮点之一。

现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直接法律渊源。

据了解,涉事的千秋膳房下属公司上海食饱乐餐饮管理公司、上海蒸蒸日膳餐饮有限公司均注册在长宁。长宁法院执行局受理了这批涉及197名员工及16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款近300万的集体讨薪案件。由于该案件涉及民生,又临近春节,收案后,长宁法院执行局接待组加班加点,对符合欠薪保障机制救助条件的采用启动欠薪保障金,开展司法救济与强制执行并行的措施,确保完成任务。区总工会指派了多名工会援助律师,指导员工准备相关劳动仲裁所需的材料,用10天时间帮助200余位员工完成了仲裁所需的证据材料整理工作;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在最短时间内与单位法定代表人林某取得联系,多次向其宣传法律法规,使其同意配合仲裁院处理案件;区人社局也开辟了欠薪保障绿色通道,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对上海蒸蒸日膳餐饮有限公司的欠薪保障金已经到位。

高新法院怀疑,蚂蚁物流公司存在成立关联公司签合同、自己实际用工逃避劳动纠纷责任的做法,于是,对此案件展开了系列调查,并同意成都商报全程参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两家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蚂蚁物流公司的前员工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浪的父亲。而二人在调查中均称,自己对所登记公司的情况并不清楚,两家公司实际上都是蚂蚁物流公司在实际管理、经营。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司法适用

现行公司法规定法人人格否认的条款原文,几近于抽象的法律原则描述。立法机关曾就此解释:“这里对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适用条件仅作出两项原则规定,主要是因为实际中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者股东权利的情况很多,也很复杂,难以一一列举,在法律中确定适用的原则,主要是为司法机关提供具体适用法律的依据,具体情况可由司法机关认定和裁判”[9]。这种立法基调决定了该规则在实践中具有较为广阔的裁量空间,司法机关的观点及其演变可能对个案裁判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一)原告

综合多数理论观点及司法实践经验,法人人格否认条款所称“债权人”应包括基于各类民事关系(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形成之债的法律关系相对方,且也应包括劳动关系中的债权人(即劳动者)[10]。甚至有观点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可适用于某些行政关系形成的债权,例如税务行政部门在税收征管中可籍此要求股东承担缴纳税款的责任[11]。

实践中有公司股东援引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主张公司其他(控股)股东按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承担责任。但无论考察该条款的文本,还是追溯制度目标,均可得出“债权人”不包括公司股东的结论。现行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较完备的股东退股(主张公司回购股权)、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等制度。针对控制股东滥用权利,侵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其他股东以援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为宜。

(二)被告

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股东,应为公司的控制股东,因仅有足以对公司施加实质影响和控制的股东,方可能滥用公司法人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

就股东类型而言,应将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作同等对待。因法人为法律拟制具有独立人格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只要从该主体的行为和其他案涉事实判断,可以认定存在法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情状,判令其承担责任并无障碍。

对于股权代持等情形下的实质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人,宜考虑通过对条文概念的扩张解释,纳入法条适用范围,允许债权人对其提起诉讼[12]。当前立法和实践中,已对诸如股权代持等行为给予较高宽容度,实际控制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得到较充分的权益保障,其也理当依法、诚信、适当行使股东权利。与其权益所受保护相应,实际控制人如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亦应承担不利后果。

此外,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公司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清算义务的诸条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均直接将“实际控制人”列明,与“股东”作为并列的责任主体。而且,根据最高法院反复表达的明确观点,该司法解释第十八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与之类同)追究清算义务人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即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13]。虽然就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可以法人人格否认为法理基础仍存争议[14],但对于该规则适用中可突破名义股东限制、追及实际控制人,则基本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关于被告范围问题,另有两种更特殊的情形,即由债务人追及其关联公司,和由母公司(债务人)追及其子公司(即法人人格否认的反向适用),下文分别单独讨论。

(三)认定标准

法人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通过法制先进国家的实践,积累了较多判例和经验法则,足资参考。且如前所述,出于实践需求,我国法院对该规则的研究借鉴由来已久。

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一条规定,“因下列情形致使公司与其股东或者该公司与他公司难以区分,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公司的盈利与股东的收益不加区分,致使双方财务账目不清的;(二)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并持续地使用同一账户的;(三)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业务持续地混同,具体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受同一控制股东支配或者操纵的”。

我国法院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对人格混同、公司形骸化的判定,迄今基本沿用前述原则,而关注的具体事实要点往往包括: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混淆不分,在未经合法程序、未给付合理对价的条件下任意转移、交叉登记、转移占有法人财产;股东与公司的财务、印鉴公文混同,甚至共用财务账册和银行账户、代为保管使用公章等;股东与公司人员、机构不分(例如母子公司董事、管理人员、工作人员高度重合,共享内部职能部门)、业务不分(例如共同或相互代为订立、履行合同);外观表征混同(例如共用、混用企业名称/简称、商业标识、VI、网站、域名、宣传品或其他物料等);公司机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被架空,公司受实际控制人直接操纵。

但我国法院对“人格混同”认定的专注,也许反衬出对其他某些重要问题的忽视。

法人人格否认成立,公司股东所承担法律后果实为侵权责任,实践中应适用侵权责任认定的一般规则。考察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与“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并列为股东承责的必要条件。前一项显然是违法行为要件,而人格混同、公司形骸化充其量可作为公司独立人格丧失的客观表征,即前一项条件的下级判定要件之一。公司独立人格丧失的客观事实,是否必然表明存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尤其是在特定案件所涉事实范围内),其实尚需具体论证。进而,前述“滥用”与“逃避债务”之间,同样尚存待证的手段与目的关系。至于“严重损害”,更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上位要件。债权人所受损害是否“严重”应以何标准确定(例如,是仅解释为结果之严重,还是同样考虑手段之恶劣,客观上应以未受清偿额绝对值计,或结合不能受偿比例计,或考虑不能受偿对债权人经营、存续的影响等因素),以及讼争案件中债权人所遭受损害与控制股东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至少都是该规则适用中应予考虑的事项。但根据对公开判例的分析,我国法院对前列诸问题,往往直接推定成立,甚至根本不予提及[15]。与之相比,国外司法判例对相应问题多有全面充分的关注和论述。从司法适当性角度,前述倾向存在探讨和改进余地,但对相关案件中的原告(债权人)而言,这却是可观的现实优势。

(四)举证

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一般应由作为原告的债权人负担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本应比较沉重和繁杂,债权人需同时证明“股东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并构成逃避债务”、“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及前述两种事实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如前所述,按司法实践现状,原告实际需要完成的举证责任可能大为限缩和减轻。

另外,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适用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滥用推定的规则: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规定存在学理上的争议,但实务中则有利于原告。对一人公司,债权人可优先选择援用此特别条款,只需确认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之单一事实要件,即可直接向股东追索。与之相比,在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规则下,财产混同仅为综合判定“人格混同”的依据之一,两者要求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债权人不负有“财产混同”的证明义务,而由股东就公司财产独立进行举证。由于外部人员准确掌握公司财产状态和管理情况的难度通常较大,这种举证责任豁免对原告颇为有利。当然,如果债权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欲援用此规定,其仍可根据事实条件,考虑依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规定(公司法二十条第三款)主张股东承责[16]。

(五)法律效果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确立,被诉的股东应就公司对债权人的全部债务,与公司连带承担清偿责任。

法人人格否认的制度目标系针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予以突破有限责任的制裁,使公司法人的债权得以溯及违法股东,即以公司名义所负债务实质上等同于股东债务,故股东的责任范围及于该项债务全部[17]。

基于债的相对性原理,法人人格否认即使确立,其效力仅及于特定案件中债权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而不能当然适用于公司、股东与第三人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即其效力不具有绝对性和对世性。同样,债权人对特定股东的权利主张成立,效力也不能及于同一公司的其他股东。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前述原则均有明确表述,该文件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仅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存在本规定所列的滥用公司人格的特定事由时,判令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不得将对公司判决效力扩张适用于未参加诉讼的其他公司或者股东”。这些规则在实践中一直得到公认和遵循。

(六)规则适用的扩张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适用中,出现过要求子公司承担其股东(公司)债务,及否认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司独立人格而将之视为一体的判例[18],均为该规则原初经典形态的扩张适用。

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中,同一股东或一致行动人设立若干公司,一套人马几块牌子腾挪闪转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果前述扩张具有适当的法理基础,在我国显然极具借鉴适用空间。但法人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在其他国家一直通过判例传承和发展,法官在个案中易于通过对法理的归纳和推导、演绎,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方式;我国成文法却已明文规定该规则,反而可能成为扩张适用的掣肘。

不过,观察实践情况,我国法官在此问题上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主观能动性。

1.反向否认法人人格

反向否认法人人格的一般解释,是指因股东规避自身义务,滥用所控制公司的法人地位,特别是将自有财产转移至公司,而致自身清偿能力不足,法院通过否认公司独立性,要求公司以从股东不当取得的财产为限,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

毫无意外,国内对此问题的探讨相当充分,不论学术研究或司法实务领域,多数观点对此持肯定态度。反向与正向否认法人人格的法理基础均是对抗滥用公司独立性违法行为。反向否认可能涉及对股东债权人和(子)公司债权人保护的衡平问题,但一定程度上可通过限制公司承责范围(例如前述以公司从股东不当取得的财产为限)来解决,在此不赘言。

应用反向否认法人人格原理的司法裁判实例亦不少见。近年被讨论较多的一个案例,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2010)沈民二终字第264号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沈阳新东方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法院认为,该案所涉合同的订立、履行及结算,反映不出新东方公司的独立意思表示,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不正常状态,其与惠天公司之间出现人员、经营管理、资金方面的混同,法人格已形骸化,实际是惠天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基于公司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存在股东与公司间人格混同;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自不待言,而公司也须为股东债务承担责任,应是法人格否认规定的应有之义;结合本案事实,新东方公司应对其股东惠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评论认为,该案中法院通过扩张解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公司须为其股东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确认了反向否认法人人格的正当性[19]。

但从另一视角,就公司法第二十条的结构而言,其第一款为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性规定,股东违法行使权利、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均涵括在其规制范围内;而第三款系对该规则之一种经典、常见的具体适用条件的界定,包括反向否认在内的其他表现形式,同样可依此阐明适用条件和方法,而与第三款并列。故反向否认不是对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的扩张适用,而是在第一款涵摄之下对具体适用条件和方式的解释细化[20]。

2.追索关联公司

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与并非其股东的其他关联公司(例如同一实际控制下的兄弟公司)之间,是否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主张该关联公司对债务承担责任,亦为实务热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公布的(2008)民二终字第55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存在股权关系交叉、均为同一法人出资设立、由同一自然人担任各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如果该法定代表人利用其对于上述多个公司的控制权,无视各公司的独立人格,随意处置、混淆各个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造成各个公司的人员、财产等无法区分的,该多个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因此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该多个公司法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案一审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中,法院明显套用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表述(例如“滥用控制权”、“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等用语)及法律逻辑,但未直接援引该规定,而以《民法通则》第四条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则在说理部分淡化了一审法院关于实际控制人滥用对公司控制权和利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认定,仅强调表面上彼此独立的各(关联)公司实际构成人格混同,从而违背法人制度设立宗旨,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最终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各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裁判结果。

最高法院2013年1月发布的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生效裁判(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则明确指出:三个关联公司(均为该案被告)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线模糊、人格混同,其中一个公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却无力清偿,又使其他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上述行为违背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该款规定判令关联公司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比较以上两个案例的发布时间和裁判观点,较新的指导案例15号反映了司法机关认同在此类情形下类推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态度。从实践效果看,该案例基本统一了近年来法院处理同类问题的口径。

对前述案例的多数评论认为,由于被告的主体身份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制对象不同,表面看该规定并不具有直接的适用性,法院采用的处理方式实为类推适用,即“法律上缺乏处理系争案件的适当规范,法院比照与之类似案件应适用的规范加以解决”。

另外,有法官将此案型的法律推理思路分解为法人人格的正向否认与反向否认结合适用:第一步为通过正向否认,使责任由公司(债务人)导向股东,此过程中可能需对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进行扩张解释(扩大到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第二步为反向否认,使责任由该股东导向其他受其控制的公司[21]。据此,同样认定被告应承担责任。该分析思路亦具有启发性及合理性。

长宁法院第一时间对两家公司的财产进行了查控和冻结,法院在依法调查涉案两家公司的财务状况时,其法定代表人林某一开始并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用对付债主的套路与执行人员打起了太极。1月16日上午,承办法官对涉事公司财务、股东进行分别约谈,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再次约谈法人林某,其对于法院的询问仍躲躲闪闪、语焉不详,结合询问笔录,长宁法院依法对上海食饱乐餐饮管理公司、上海蒸蒸日膳餐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不仅如此,法院还发现,两家劳务公司和蚂蚁物流公司在办公场所、人员和财务等方面存在混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蚂蚁物流公司与两个被申请的劳务公司属于人格混同。”高新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党军表示,将考虑对蚂蚁物流公司采取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将通过司法建议,建议工商、税务等部门依法对所涉问题进行查处。

四、结语

利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突破公司的有限责任,向股东进行债务追索,对公司债权人而言,是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可资谋求的变通救济方式。

考虑到相关法理的深邃和实践的繁难,法人人格否认绝非一项内涵平实、外延清晰的法律制度。1926年,美国法官卡多佐在一个案件的法律意见中说,关于揭开公司面纱法理的适用,“仍被包裹于比喻的迷雾中”[22]。时至今日,这种状态恐怕仍无根本改变。

然而这样一项制度,却早在公司法施行不久即被积极译介进入国内,并于实务中广受关注。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即予以专章(6个条目)规定,更不必说2005年公司法修订又率先以成文法确立其地位。我国法律界对该制度寄予的热情,无疑暗示着现实中法人人格被滥用的严重程度。与立法层面的积极推动相呼应,我国法院不但在实践中对该制度的适用规范删繁就简,而且通过对法律条文的扩张解释,进一步为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合力之下,法人人格否认在我国社会土壤和司法环境中毫无水土不服的迹象,从应有的天生高冷,化为现实的平易近人,应用实例层出不穷,且仍在不断创新发展。

伴随公司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公司信用基础的构建和评价体系已然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对于债权人而言,包括法人人格否认在内的各种扩展或补充债务追偿手段,现实价值进一步提升。深入研究,未雨绸缪,或许有助于在适当时机祭出此类备用武器,争取柳暗花明的效果。


[1]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三条。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3]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4]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5]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6]转引自王利明:《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载《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7]“揭开公司面纱”系起源于美国的术语,也经常被大陆法系国家援引;而“法人人格否认”基本为大陆法系专用,特别在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较正式的出版物中,大多采用此表述。这两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些差异,但本文就此不作讨论和区分。

[8]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9]李飞、王学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0]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第111-125页。

[11]我国税务部门对此项法律规则早有关注,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见相关案例。这可能是因税务行政部门执法权限较大,有时直接应用该法理原则实施了税收征管,例如著名的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征收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税款案,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

[12]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页。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奚晓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4]参见高永周:《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逻辑——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案》,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26-132页。

[15]参见黄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3-16页。

[16]蒋大兴:《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之法律适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16-20页。

[17]这点与前文提及的其他类型追索规则中,基于资产信用的催收权、追偿权和基于中介机构履行义务瑕疵而产生的对第三人追索权不同(该二者为一定范围内的补充责任),对债权人显然更为有利。

[18]同注10。

[19]参见关倩:《资本维持原则对隐形关联公司的限制》,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7期,第68-73页。

[20]参见盛海清:《“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法律问题研究》,载《山东审判》2008年第6期,第108-111页。

[21]参见注19、20。

[22]同注8,第84页。

根据上海高院对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的工作部署要求,以解决千秋膳房批量案件为契机,长宁法院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涉民生案件专项攻坚战。这批案件总标的额高、涉及群众多、申请人反映强烈,恰逢春节这个关键时间结点,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得以实现以渡过欢乐祥和的节日成为长宁法院这次专项行动的首要目标。在区政法委、区人设局、区总工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长宁法院积极运用强制措施,多措并举,对相关营业场所进行搜查,对拒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代表人实施司法拘留,彰显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对确有困难的劳动者,充分发挥法院与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搭建的欠薪保障执行三方联动机制,使得劳动者在过年前兑现了劳动成果,让案件申请人在春节前充分感受到司法关怀和温暖。长宁法院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创新执行工作手段,形成具有长宁特色的长效工作机制,打造一流的执行队伍,努力实现让执行在长宁不再难的目标。

疑点重重

法定代表人竟对公司事务不知情?

6月23日,黑龙江籍男子吕岩涛在高新法院执行局办公室接受调查,他一会儿叹气、一会儿踱步、一会儿拍打后脑勺,眼泪花儿一直在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眼里打转,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洗清自己的责任,自己虽然是被执行公司——柏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称自己对公司事务并不知情。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吕岩涛说不清楚真相,查不清公司实际控制人,他将面临极大的麻烦,甚至不排除刑事责任。

调查显示,吕岩涛2013年入职蚂蚁物流公司,成为公司“标信部”一名普通员工,负责整个公司及关联公司的网络技术维护,2014年被派往关联公司镭峰科技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同时仍负责原公司的网络维护工作。在此期间,吕岩涛被蚂蚁物流公司工作人员注册登记为柏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一股东,持有股本金80万元。吕岩涛为此卷入到官司中。

死者蒋忠军生前是蚂蚁物流公司一名搬运工,2013年5月与以吕岩涛为法定代表人的柏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入蚂蚁物流公司工作。2014年1月,蒋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劳动仲裁部门裁决蒋忠军属工伤死亡,柏领公司应当支付赔偿金等60万余元。今年1月,蒋的家属向高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随即通知公司并调查其财产情况,却发现柏领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今年3月,法院现场调查柏领公司办公场所,并在蚂蚁物流公司一工棚内找到柏领公司工作人员杨林。法官发现,柏领公司无正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工作人员和一台电脑。杨林向法官承认,公司只有他和另一名员工,负责招聘工人、签订合同,办公地点就在蚂蚁物流公司一工棚内。

在查无财产的情况下,法院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岩涛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终结了这次执行。鉴于死者家属的困难处境,法院给予家属5万元司法救助金。法院在调查中还发现,柏领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岩涛已从蚂蚁物流公司离职。

并非个案

6起劳资官司数年无人埋单

在蚂蚁物流公司员工身上发生的类似工伤赔偿案件并非个案。同样在蚂蚁物流公司做过搬运工的李耀,非常清楚跟自己签合同的捌零玖零公司是没有财产的空壳公司,于是他申请执行时,将蚂蚁物流公司一并作为被申请人。“捌零玖零公司没财产,但蚂蚁物流公司有,他们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同一个实际控制人。”李耀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但由于裁决书上只认定了捌零玖零公司的赔偿责任,没有认定蚂蚁物流公司的责任,因此执行法官不能直接将蚂蚁物流公司纳入被执行人。同样因为捌零玖零公司没有财产可执行,李耀的案件也只能终结。

也有工人在起诉时,直接将蚂蚁物流公司作为被告,搬运工吴良清就是如此。他与捌零玖零公司的前身肆零伍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吴良清在搬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后吴良清将捌零玖零公司和实际用工单位蚂蚁物流公司一起起诉,根据有关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定,法院认定捌零玖零公司承担责任,蚂蚁物流公司不担责。同样的结局,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捌零玖零公司没有财产而终结执行。

在高新法院执行局,像这样的案件共有6件,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涉及捌零玖零公司和柏领公司,实际用工单位为蚂蚁物流公司和蚂蚁保洁公司,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执行结果都因劳务公司没有财产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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